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共有３２位，她们是邓颖超、蔡畅、康克清、贺子珍、刘英、刘群先、李坚真、李伯钊、钱希均、陈慧清、廖似光、谢飞、周越华、邓六金、金维映、危拱之、王泉媛、李桂英、甘棠、危秀英、谢小梅、钟月林、吴富莲、杨厚珍、萧月华、李建华、曾玉、刘彩香、丘一涵、吴仲廉、彭儒、黄长娇（滞留江西）。这３２位女红军中有３０位胜利到达了陕北吴起镇。

从江西走到遵义的红一方面军中的女红军共有30名，她们光荣的名字：

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（周恩来夫人）；

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（李富春夫人）；

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（后与邓振询结婚）；

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（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）；

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先（博古夫人）；

前线司令部指导员康克清（朱德夫人）；

军委机要秘书贺子珍（毛泽东夫人）；

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映（李维汉夫人）；

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钱希钧（毛泽民夫人）；

苏维埃中央政府艺术局局长李伯钊（杨尚昆夫人）；

福建省委妇女部长邓六金（后与曾山结婚）；

兴国县妇女主任危秀英（后与钟赤兵婚）；

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刘彩香（长征途中与毕占云结婚）；

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；

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（邓发夫人）；

中央党校学员吴富莲；

少共中央青妇干事王泉媛（在遵义与王首道结婚）；

军委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周越华（贺诚夫人）；

红军大学教官丘一涵；

红军大学教官吴仲廉；

中央妇女部秘书甘棠；

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工作员谢飞（后来成为刘少奇夫人）；

少共中央巡视员廖似光（凯丰夫人）；

少共中央局干事肖月华（李德夫人）；

闽粤赣特委组织干事谢小梅（罗明夫人）；

苏维埃大学学员钟月林（后与宋任穷结婚）；

中央机关合作社主任杨厚珍；

军委二局报务员李建华；

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危拱之；

女红军曾玉（未被批准随队转移，自己跟着丈夫一路到遵义）。

长征途中，一方面军共有五位女红军生下孩子，她们都没有逃过将孩子抛下的命运。母子生离死别的情景，一次又一次地刺痛了刘英的心。

遇到紧急的时候，要生孩子，怎么办？找个老百姓家，破烂房子，就在那里去生。贺子珍就是随便找一个房子生在那里，生下孩子丢给老百姓。毛主席也是很难受的，但也没有办法，大家都一样，不能特殊。

老红军邓六金是曾山的夫人，这个同样健谈的老人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故事：有一个女同志叫曾玉，湖南人。她生孩子的时候，正好是在山区，爬完一座山，又上一座山，我扶着她终于下了山，天已经黑了，村里的老百姓全都跑走了，她只好在外面采豌豆叶、豌豆苗熬一点汤喝。她怎么办？孩子怎么办？在那个环境下，一点办法也没有！她身体很虚弱，但也只有跟着大部队走，刚生下的孩子，她的亲骨肉，放在草堆里面，那孩子一点也不哭，眼睛大睁着，很可怜的，好像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的命运。孩子放在那里是死是活也不知道。

当时部队有铁的纪律，刘少奇的前夫人告诉我们，任何人不能带孩子行军。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，生下来要交给老百姓。交给老百姓也有规定，一般要留下不少于十块的银元。

在行军途中，邓发的夫人陈惠清突然要生孩子，当时，头上有敌机盘旋，背后有追兵隆隆的炮声，追兵越来越近，情急之下，董必武下令，让打后卫的部队坚决堵住追兵。一场激烈的阻击战在临时产房后面的山头打响了。部队从上午顶到下午，这边孩子也生下来了，但是，刚刚成为母亲的陈惠清却无法带走怀抱中的婴儿。留在破屋子里的是几块银元、董老写的纸条，和用旧衣服包裹的婴儿。她和部队匆匆踏上了征途。

在北京采访时，老红军们都提到同一个名字：廖似光。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五个产妇里唯一健在者。我们在广州终于见到了廖似光本人。

廖似光是凯丰的夫人，早年投身革命，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时，就曾忍痛将一个刚生下的婴儿送给别人。她没有想到的是，她的第二个孩子将面临同样的命运。怀有4个多月身孕的廖似光跟着部队跋山涉水，沿途还要发动群众，筹款筹粮，由于过份劳累疲乏，到七个月时，孩子小产了。孩子是在密集的枪声中诞生的。

她回忆当时情景时说：我感到一阵阵剧痛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就地接生，邓大姐非常关心，过来看我。她说，是个男孩，是未来的小红军，你没有担架，就坐我的担架吧。小孩放在担架旁边，到有老百姓的地方再寄养。但我不想拖累了部队，孩子不能带，我就用毛巾把孩子一包，写了几个字，是孩子的出生年月日，说是红军留下的，请收容抚养。第二天我就跟着部队走了。

再艰难的路她们也走过去了，革命者追求的理想实现了。革命成功了，长征母亲们始终没有忘记那些不得不舍弃的亲骨肉。晚年的贺子珍提及她的长征婴儿，也每每动容。廖似光也是如此，提起往事，感慨万端：我后来去找过孩子，哪里找得到，所以一直为这个孩子烦恼。

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有李贞、戚元德、陈琮英、蹇先任、蹇先佛、周雪林、马忆湘、陈罗英、石芝、杜玉珍、杜永新、陈琼英、曾纪林、张士美、胡自强、张金莲等２０位。她们大多走到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终点――宁夏隆德将台堡。其中李贞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。

蹇先任和蹇先佛是长征路上著名的姐妹花。她们满怀理想，先后参加红军，又一起走完了漫漫长征路，最有趣的是，她们各有一个长征婴儿。

蹇先任早在18岁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，也是汀西的第一个女红军。不久，她和贺龙结为夫妻。受到蹇先任二姐的影响，先佛也参加了红军，并成为肖克的妻子。两姐妹与红军的两位军团长结合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1935年11月19日，红二六军团离开湖南桑植，踏上了长征的道路，在这支部队里有20名女红军战士，蹇先任蹇先佛也在其中。这时，蹇先任刚刚成为母亲，她怀里抱着出生才18天的女婴。

长征的日日夜夜，对年已87岁高龄的先任来说，无疑是最值得回忆的岁月：我用一个背篓背着孩子行军。碰到军情紧急，就把孩子绑在身上，孩子一哭就给她喂奶，有时候，孩子被憋得脸和鼻子都发青，但我只有一个想法，不能让孩子哭，一哭就暴露目标了。

就这样，母亲历尽艰辛，孩子也吃尽苦头，山高呼险，缺吃少穿，加之恶劣的气候和复杂的自然环境，都没有停止蹇先任的步伐。她说：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，她也没有想过要放弃怀中的婴儿。“留给当地的老百姓是不可能的，人家不要。已经带出来，总要带下去。我早已想过，要与女儿生死与共。”

蹇先佛在过草地的第一天，生下一个男婴，由于是降生在一个用草皮垒起的土堡里，孩子取名堡生。先佛十分疼爱这个孩子：骑马时孩子抱在手上，不哭不闹，平时放在背篓里，一抱出来就笑嘻嘻的。

但是，草地的恶劣环境使得本已短缺的食物更为匮乏。先佛回忆道：常常没有吃的，走着走着，就一头栽下马来。李伯钊看到我生孩子以后身体虚弱，把仅有的一斤大米送给我。我说这怎么能要呢。她放下就走了。她因此差点走不出草地。又是别人救了她。出了草地，到了汉族居住区，当地百姓见到蹇先佛的模样，就说，你带孩子太辛苦，给你十个锅盔换。蹇先佛根本不加考虑，她回答道：给我一百个我也不换。

蹇先任蹇先佛姐妹不仅走完了长征的全程，而且将两个孩子带到了陕北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

蹇先任的女儿就是现在军事科学院任百科部部长的少将贺捷生，在采访中，她告诉我们，因为最初的阶段在长征中度过，她有了一个“长征老干部”的雅号。

先佛的儿子肖堡生，在1942年，6岁时死于日本侵略者的空袭。先佛平时很少提起此事，一提起她便很伤心地说：费了很大的劲，抱出草地，已经可以读书了，却被日本人杀害。如果这孩子还活着的话，就和李铁映一样大了。说着她的泪水已是夺眶而出。

在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队伍中，只有周东屏、戴觉敏、曾继兰、曹宗凯、田喜兰、余国清、张秀兰等７名女红军。她们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。由于她们不顾个人安危抢救护理伤员，被红二十五军的战士们称为“七仙女”。“七仙女”中的５位坚持到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终点――陕北延川永坪镇，另两位壮烈牺牲在长征路上。

红四方面军中的女红军人数最多。突破嘉陵江踏上长征路之初，有２０００多名女红军随军行动，包括张琴秋、林月琴、汪荣华、王定国、何莲芝、王长德、李开芬、王新兰、张文、张明秀、苏风、陈真仁、何曼秋、秦仪华、杨磊、蒲文清、李玉兰等。红四方面军曾将红军女战士编为一个妇女独立师参加长征。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、红二方面军会师时，尚有１３００多名女战士，整编成了妇女先锋团。令人惋惜的是，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征途中在甘肃河西走廊全团覆没，大多数女战士血洒疆场、英勇牺牲。

张文，是洪学智将军的夫人，她14岁就参加了红军。她为我们描绘了女红军当时行军的情景：那时候，我们住天泉、芦山转移，一个女同志要背5支79步枪，加上自己的干粮袋。山高路陡，天又下雨，没有宿营地不能停下，马有马掌，我们女同志的脚下也有一个类似的东西，不戴上走不了。

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，当年是英姿飒爽的妇女供备营营长。她不无自豪地说：妇女和同男同志一样奋斗，受的苦不比男的差，妇女对中国革命的解放，对长征的胜利是立下了功的。林月琴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我们部队里有一个女兵，叫贾老婆，她的年龄并不大，只是长相老，才得了这么个外号。贾老婆是炊事长，行军时就背着一口大锅。一天敌人飞机来了。吹了隐蔽号，大家都赶紧伏在地上，贾老婆却什么也不顾，整个人趴在锅上。事后，大家问她为什么不赶紧隐蔽，她却回答：我不保护这个锅，大家吃什么呀？

对于两过雪山，三过草地的四方面军来说，其中的艰难困苦不胜枚举。出腊子口那天，雨下得很大，衣服全湿透了，没有换的衣服，也没有吃的。水溢满了草地，晚上无法睡下去，只能背靠背坐着。我找了一块石头坐下，迷迷糊糊直到天亮。到白天一看，原来坐了一晚的石头竟是一个死人头。

1984年春在，美国人哈里森·李尔兹伯里在实地寻访了长征沿线之后，为他的著作起了一个标题：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。